日期：1957-7-18 作者：[待确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七月十七日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科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学会负责人、各省市分会负责人等一百多人。
上午，科联副主席侯德榜宣读了李四光主席的开幕词。开幕词说：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人民进行激烈的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我们应当积极地展开反右派分子的斗争，特别是要严正的批驳和揭露科学界中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罪恶阴谋。
对科联今后工作，李四光在开幕词中指出：贯彻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各专门学会和科联学术方向，适应今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各专门学会必须逐步地实事求是地从组织与活动上使自己名副其实地成为以科学家为主体的专门性学术团体，提高学术质量，以期迅速地全面地赶上国际科学水平。
李四光在开幕词中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形势下，我国科学家所负担的历史任务是愈为繁重的，党和人民要求我们科学家作更多的工作，但近来有些人认识却很模糊，甚至是极端错误的。他们趁着党整风的时候，提出怀疑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作用，甚至公开说，在科学事业中不要党的领导。这是违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高利益的，是反科学的，是极其有害的。我们科学家坚决拥护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向科学进军问题的指示，并且将本着这一指示的精神，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站稳立场，辨明是非，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加强思想改造，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奋勇前进。
聂荣臻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解放八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努力，在工农业生产、卫生保健、培养建设人才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指出，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和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科学事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八年来科学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原有的科学研究机构充实了，大批新的科学研究机构设置了；工作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规模巨大的设备有的已经建设起来，有的正在建设；急需并且重要的空白部门也开始建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长期的科学远景规划，这个规划指出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方向，显示了科学事业的光辉远景，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科学家的热情。这是我国所有正直科学家都一致公认的事实。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故意抹煞一切成绩，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事业不是发展了，而是中断了等等。当然，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应该说这几年已经为今后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聂荣臻指出，为什么在短短的八年中，我国科学工作能够取得较多的成绩呢?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事业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明确目标，科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个人专长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否定科学事业应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家可以不顾国家需要单凭个人兴趣来进行研究工作。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有计划、要有组织、要有领导，这就是说，应该制订发展科学事业的远景计划、年度计划，要有重点同时又要照顾全面，要根据工作需要该集中人力来做的就要集中，该分散进行的就应该有意识地分散，要加强分工和协作，要有统一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订科学工作的计划，并且认为对科学工作根本不能订计划，主张无条件地分散，认为不需要统一的领导。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定要有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前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着的道路，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是赞成走这条道路的。几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的成绩正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路。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可以民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作代表。在我国科学家中有一些人，还不了解我国有必要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或不习惯走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所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和长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和生活。这一些人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是会逐渐改变这种观点的，事实上其中有些科学家已经或正在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些科学家的弱点，别有用心地发展和助长这些错误观点，引导科学家走向错误的道路上去，从而破坏我们的科学事业。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上午的会上也讲了话。
下午的会上，首先由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交代。曾昭抡是科联副主席，钱伟长是常务委员。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
很多科学家要求在会上发言。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钱三强在会上指出，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不能简单地看成科学界的事，而是章罗联盟窃取我们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第一炮。钱三强说，曾昭抡在交代中说他没有参加预谋。我们问曾昭抡是什么人?曾昭抡一直是民盟右派，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俞大维集团的人物，由俞大维派到美国研究，准备回国以后搞国民党国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同右派分子张东荪一直到现在还有关系。曾昭抡居然说是糊里糊涂掉在泥坑里，完全是骗人。钱三强说：刚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曾昭抡先来到北京，召集前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院士，指手划脚，俨然以科学院院长自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他就破坏科学院。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把科学界封建割据的局面打破，加以调整，曾昭抡就拉走化学研究所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搞垮化学所。他的把头作风达不到目的时，就设法拆台。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科学工作者。钱三强说，今年春天，科学界刮起了一阵狂风，所谓“人心向院”，所谓“抢科学领导权”，造成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很大混乱。这件事现在已有线索可寻。曾昭抡访苏回国以后，说苏联现在提出把科学研究的中心放在科学院是错了，苏联现在要以大学为科学研究中心。据留苏学生的报告，曾昭抡到苏联以后，到处问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并把这些个别的缺点作成总结，企图用以推翻我国教学改革的成绩，取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曾昭抡回国以后，先在少数人中放空气，然后扩大传播，说最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一。曾昭抡的目的就是合一后他一起抓。钱三强指出，右派分子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所谈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实际上是他们企图作为向党中央进行政治讹诈的条件。曾昭抡竟然轻描淡写，说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真叫作“为人不知耻”。
钱三强还着重指出钱伟长交代不老实，把他的阴谋活动说成是“想办一所理工大学”，他问钱伟长：办理工大学与你的真正野心有何共同之处?他说，钱伟长到现在还没有“脱裤子”，要求他把那肮脏的丑恶的东西彻底交代出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吴有训说，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第四部分“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中提到，“为了加强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应该发挥科联和各个专门学会的作用。国家对于专门学会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这种语句是带有挑拨性的，好象国家对于各专门学会没有给予支持。他说，党能够领导科学。但是曾、钱睁眼说瞎话，把科学工作的成绩一笔抹杀。他质问曾昭抡承认在民盟内部发起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是要民盟“抢先一步走”，是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作怪，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分庭抗礼”的思想。吴有训还揭发曾昭抡1949年曾说想做科学院院长，要他检查交代。吴有训说，科学院和科联是一家，但曾昭抡唯恐科学院和科联发生了关系，这是什么思想，也要检查。吴有训指出，钱伟长交代的所谓“个人野心”是要在中国办一个象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工业大学，简直是笑话，清华大学不知要比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多少倍，这算是什么“野心”?
严济慈说，他参加了14日科学院的座谈会，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今天的交代没有一点新东西，非常不满意。
严济慈说，钱伟长口口声声要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他的心目中不是科学院、不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而是民盟。
严济慈还要钱伟长交代和储安平的关系。他说，储在九三学社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在5月下旬到6月初，储曾给钱四封信，并到清华大学去过一到两次，都谈了些什么内容?
侯德榜说，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科联就是生动的事例：党领导科联就给我们原动力。我们得到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和帮助，今后的工作可以进入新的阶段，我们有信心有条件向科学大进军。
参加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科学家们，在18日会上继续驳斥右派分子曾昭抡、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到会科学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会上发言的有二十三位科学家、各专门学会和各地科联分会的代表。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秉志说，科学家应该爱真理、具备应有的道德和修养。社会主义就是真理。曾昭抡、钱伟长把科学作为敲门砖，作为争权夺利的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指出曾、钱在交代中却说被利用，而实际上他们是互相利用。秉志说，他和曾昭抡是三十多年前的同事。曾后来慢慢地离开实验室，和章罗搞在一起，每况愈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掉入了右派泥坑，这不是偶然的。秉志要求曾、钱不要蒙混过关，要彻底交代，回到人民方面来。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任鸿隽说，科学是增加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科学工作者应当政治和业务并重，诚恳地为社会主义工作。科学工作自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有很大成就，右派分子竟熟视无睹，说什么不如解放以前的科学。他说，这几年来，国家对科学家关心备至，右派分子为什么还提出这种挑拨性的“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样的做法是离开了科学家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他指出右派分子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定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全国委员会委员陶述曾说，钱伟长今年3月路过武汉时，在武汉科普作了一次报告。钱伟长在报告中从一张地图说起，大骂一通，说今天的科学工作各方面都是缺点和错误。当时我就感到钱伟长说出这样的话，不像一位科学家。陶述曾说，那时候党还没有提出整风，现在联系起来看，钱伟长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也在进行反党宣传，要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没有计划的，那是骗人的。
陶述曾接着举出他在工作中的亲身体验，驳斥右派分子所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陶述曾说，以1954年武汉市的防汛工作来说，这是一项很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那时，我担任武汉防汛指挥部的总工程师，经常和武汉市市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工作。陶述曾说，王任重是不懂水利技术的，但是由于他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有科学的思想方法，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强烈的群众观点，因此，他在每次防汛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和所决定的每项技术措施，都是非常正确的，既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又切合当时的具体实际。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防汛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虽然是总工程师，但是我自认在这方面就不如他。这说明共产党员是能够领导科学技术的。陶述曾说，解放前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只有六个学生，现在武汉水利学院就有四千多个学生，另外还有两个中等水利技术学校，合起来也有二千多学生。解放前武汉没有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现在许多科学研究所都成立起来了，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也正在筹备中，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已经展开了工作。解放前，武汉曾有过一个汉冶萍钢铁公司，被军阀卖了一大半给日本，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开炉，后来被拆掉了。现在正在建设的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不知道要比汉冶萍的规模大多少倍。陶述曾说，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还有谁能领导?资产阶级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吗?这是不可能想象的。
陶述曾说，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巩固的，右派分子怀着不能实现的政治野心，在那里作梦，自己欺骗自己。右派分子放火，却把他们自己烧昏了。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方石珊在会上以中华医学会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他说，中华医学会解放前很涣散，学术活动极有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学术活动日益增加。据1956年的统计，全国各地分会举行了学术报告三七○○多次。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方面大有心得，并做到结合中国实际。和世界各国医学界友好往来也较为密切，并进行了经验交流。西医学习中医也有进步，从一般理论转到专题研究，在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上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前中华医学会仅有综合性杂志二种。解放后各科专家团结在一起分别主编综合和分科杂志达十七种之多。去年起总会特邀专家到各地分会去讲学，各地分会彼此之间也曾互换专家讲学。这些成就和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科学家正享受着从所未有的尊重、爱护和信任。右派分子妄想把党所领导的欣欣向荣的国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企图引诱科学家走上错误的迷途，是绝对办不到的。
西安科联岳劼恒说，钱伟长自命为万能的科学家，并说什么共产党来请他，他也不参加党，从这两点就可以证明他是招摇撞骗，毫不老实的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家是老老实实的人。越是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造诣越专而深。钱伟长所说的万能科学家，那是骗人的。他说，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除了一般立场问题和是非问题外，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是不容易辨别和理解的。不少的优秀自然科学家常常是唯心的哲学家。为了做好我们的科学工作，使我国的科学事业能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我们应该积极参加当前的反右派斗争，自觉地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以便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涂长望说，从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曾昭抡、钱伟长的阴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和有步骤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检讨中却尽量避免和不敢大胆承认这点，这是极不老实的。涂长望指出曾、钱6月6日参加章伯钧召开的紧急会议，对当前的政治局势作了估计以后，在6月9日发表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不是有明显的政治企图是什么?涂长望指出，这个纲领不仅如曾昭抡交代的所谓“抢先一步”，可以说是煽动科学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行动的纲领。涂长望说，在科学规划这个问题上，曾、钱所起的坏作用比章、罗还要大。他说，不仅章、罗利用曾、钱，而且曾、钱也利用章、罗。他们是互相利用的。
全国委员会委员茅以升在会上指出，曾昭抡、钱伟长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企图抓知识分子作政治资本来在科学方面打开一个缺口。茅以升说，聂荣臻副总理曾约集少数科学家谈科学体制问题，钱伟长在会上一语不发，而在会外却搞反动科学纲领，他们并“抢先一步”在光明日报发表，证明钱伟长对科学规划委员会是不信任的，是反党的具体表现。
全国委员会委员程孝刚引用罗隆基在人代会交代的材料，指出右派分子有一种串连会，很快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曾、钱现在还没有交代。他问曾昭抡、钱伟长：到底串连了多少人。曾在交代中说小组是5月13日才成立的，但又说反动纲领征求了广泛的意见，如果不是周密的计划，这短短的时间如何安排?程孝刚说，曾、钱在6月6日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一触即发，学生要上街闹事。但是觉得自己出来打冲锋不好。所以发表了这个反动的科学纲领，企图煽动科学家起来闹事，为学生闹事找个领袖。曾、钱在交代中遮遮掩掩，把发表的过程说得含糊不清，是欺骗不了人的。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罗庚揭发曾昭抡、钱伟长使用阴谋诡计，拖他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他质问曾昭抡：这个反动科学纲领的稿子为什么没有征求大家同意就拿出去发表。他说，曾昭抡和我到美国去考察国防科学时，他向我介绍俞大维说，“俞大维不是国民党员而是靠自己本事起家的”。他还说：“国民党不好，老蒋不好，陈诚还好”。华罗庚说，曾昭抡当时是脚踏两条船，一条是陈诚派，一条是民盟。他可能是以民盟做幌子，而通过俞大维走陈诚门路的危险人物。他说，我回国不久，曾昭抡就挑拨我和科学院的关系，他问我到过科学院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去也好”。华罗庚还揭发钱伟长一贯玩弄两面手法造谣生事的恶劣作风，他回国后，钱伟长就同一位记者访问他，但钱却把记者安顿在门外，自己先告诉华罗庚说，科学院已决定不让他进科学院。华罗庚说，高等学校酝酿院系调整时，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文章，而钱伟长却说：“开炮的小心点，不要打了自己人。”原来他当时已搞出一个和党对抗的院系调整方案。华罗庚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钱伟长就三番五次动员他“鸣”“放”。华罗庚曾写了一篇“理与工接近呢?还是与文法接近呢?”的文章，他就拿去贴在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请人签名，并加以歪曲，对别人说华罗庚发表意见是想做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而对他又说清华可以给数学研究所盖一所房子，请他作数学系主任。
在18日会上发言的，还有黄子卿、航空工程学会代表王俊奎、山西科联严开元、全国委员会委员杨石先、陈一得、赵祖康、哈尔滨科联华树嘉、动物学会代表沈嘉瑞、金属学会周仁、农学会吴觉农、化工学会侯祥麟、古生物学会杨钟健等。
钱伟长在今天的会上，交代了他和储安平的关系，以及6月5日、6日两天的活动情况。他说，他是在1952年的一个会上经费孝通的介绍认识储安平的。他说他和储安平气味相投，因为两人都是相当自高自大的。钱说，5月26日，储安平因有事到北京大学，在下午二时半趁便去看了他，两人闲聊了一小时。现在检查起来，闲聊的内容是政治性的。储告诉钱，他要接办光明日报，约钱写稿。钱当时说，光明日报不要只请大学教授写稿，应该也请些工程师和中、小学教师写稿。钱说，后来知道那次谈话后储确实打算组织工程师和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会。钱说，那次还谈到肃反问题，储说了东北工学院被斗争的教师的数目等等，钱问他那里来的材料，储没有回答。他们还谈到“鸣”“放”的界线问题。储告诉钱准备在光明日报登“北大民主墙”的报道，光明日报党组不同意，他要继续“斗争”。储还说要向文汇报学习。钱说，储还问他清华大学什么问题最严重，当时他回答说是宗派主义。储就说，“到处是宗派，宗派皆天下”。现在看来就是储的“党天下”的论调。
钱伟长说，6月6日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是由他推动的。他说，他推动这次会议的原因是整风以来，他一直和学校的党委对立，认为清华大学的党委有“宗派”，并且四出找寻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认为清华大学的“宗派”，非由中央来解决不可。钱将6月5日、6日的活动和言论，说是想鼓励民盟去找中央。钱说，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错误思想，发展到这时候已经完全投靠到章罗的门下了。钱说，这次是党挽救了他，反击右派给他当头一棒，如果再过十天二十天，他不知要犯下多大的罪行，他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批判，作彻底交代。
曾昭抡今天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请罪，但仍然没有作什么具体交代。
在7月19日的会上，侯德榜副主席作了“全国科联成立以来主要工作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秘书长严济慈作了“全国科联修改会章草案说明”的报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于7月20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决议”。决议说：全国科联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一致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严正驳斥了科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反动行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在科学事业的阵地上先集中力量打开缺口夺取领导权，在章罗联盟总的阴谋下，曾昭抡、钱伟长等人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一极为阴险恶毒的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就突出地给予了充分证明。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嚣“共产党对科学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什么“解放后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决议说，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科学事业由于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取得很大成就，绝非过去一切历史时期所可比拟，证明要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办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只有领导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内行。
决议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险毒辣地以“保护科学家”、“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和“党只重视自然科学轻视社会科学”等荒谬言论来挑拨离间，阴谋引诱科学家脱离党的领导，阻碍科学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改造自己，挑拨科学家之间的团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欺骗广大青年群众，提出所谓“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一视同仁”的说法，以煽动青年怀疑党的政策，为他们阴谋活动扩大影响。这些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挑拨离间和恶意煽动的阴谋，是一定会在真理和事实面前彻底被粉碎的。但必须指出，全国科学技术界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中也出现了曾昭抡、钱伟长这样的右派分子，而且有一些科学家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因此，值得我们科学技术界深刻警惕。有些人认为科学技术工作者可以不过问政治，不必再进行思想改造，不必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十分错误的。决议说：我们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中提出的“六项标准”，拥护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绝不允许丝毫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允许违背社会主义的道路。
会议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击溃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斗争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逐步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得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继续批判和揭发曾昭抡、钱伟长和科学技术界其他右派分子，责成他们彻底地交代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认真地接受改造，悔过自新，否则将自绝于人民，自食其恶果。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国科联今后工作方向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同意李四光主席的开幕词和侯德榜副主席所作“全国科联成立以来主要工作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
来源： 综合1957年7月18、19、20、21日“新华社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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